油画家张庆涛先生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和中央财政部联合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油画作品《湘江·1934》，作品尺寸：470cm×220cm，自2006年开始创作以来历时五年时间，将于2010年完稿。
张庆涛：1949年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创作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重要参展：第六届全国美展，第八届全国美展，第九届全国美展，第十届全国美展，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第三届中国油画展。获奖作品：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铜奖，第六届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成军75周年美展金奖，抗洪精神赞金奖。收藏作品：《岁月》北京美协收藏；《特级英雄杨根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毛主席与抗大学员在一起》延安抗大纪念馆收藏；《白色曙光——红七军诞生》百色起义纪念馆收藏；《浴血刘老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朱德司令在华野》朱德纪念馆收藏；《瓦子街战役》军史馆收藏。
画家语：思考历史和传统，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从中获得切实的精神感受。将视觉和思想深度、民族气质、文化底蕴等元素结合，形成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使之贯注于视觉形象的真实性、生动性、深刻性，让军事历史题材作品产生令人震撼的力度。
油画《湘江·1934》（2006年---2010年） 张庆涛作品
张庆涛现场创作
画家张庆涛讲解作品
张庆涛先生与中国书画名人榜主任贾红利合影
画家张庆涛与中国书画名人榜总编崔英龙合影留念
所有的史诗都是悲剧
（或：经典，是这样诞生的）
——记革命历史题材画作《湘江——1934》的诞生
舟欲行
一直要写海政文艺创作室著名油画家张庆涛，写他的画作、写他的追求、写他心中翻卷燃烧着的血火湘江和湘江上艰难突进的红色铁流、写我们之间关于历史与真实、史诗与悲剧、艺术与经典的反复争论，但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一个空文档，却久久敲不出一个字符。
张庆涛的“画室”在单位二楼的过厅里，其实就是四壁用旧展板围出的一块空间，墙上贴满了照片、草图、素描稿，凌乱悬挂着作实物道具的步枪马刀油灯斗笠，墙角堆着一堆80年前式样的破烂草鞋。宽大破旧的桌案上同样堆得满满的，资料档案、咖啡壶、吃了一半的面包、挤憋了的油画颜料桶、色彩斑驳的画笔刮刀……
三年前，张庆涛在这儿开始创作表现中央红军湘江战役的巨幅油画《湘江——1934》。三年后，画作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如今，那幅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油画已被国家美术机构的卡车拉走，心神俱疲的画家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湘江战役”，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危急、最悲壮、最具有史诗性的一页。用画笔表现这一宏大激烈的史诗性章节，是张庆涛抱持多年的夙愿。1934年11月，被迫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受阻于国民党军队精心构筑的湘江防线。从11月25日军委下达战役突击命令，到12月3日红军主力和领导机关突围过江、后卫部队被歼，前后血战九天九夜。红军自中央苏区根据地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经此一战，锐减到三万余人。但英勇的红军将士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终于用热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架设出通往胜利的桥梁。然而，这场惨烈悲壮的战役，却长期不为史家言及，更不要说以绘画等艺术形式加以呈现了。
在这间简陋的画室里，张庆涛说：“要画湘江！要画出中国革命壮烈宏大的悲剧性！悲剧不一定是史诗，但所有的史诗一定具有悲剧性！”他说着，攥紧拳头，两眼烁烁放光。
其实，在更早的1987年，张庆涛就开始关注这段历史了。他集中精力，沉潜下来，艰辛地翻遍中共党史资料，查阅《星火燎原》等刊物上关于湘江战役的零星记载，从历史亲历者的回忆访谈中寻找着佚失的历史碎片、复原着历史的真实场景。特别是80年代后期，相关的回忆文章陆续出版，史料虽不够系统，但仅从披露的信息中张庆涛已感受到了那页历史令人震颤的悲剧性力量。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条湘江、一片战火、一次战役，承载的绝对不仅仅是两支军队的厮杀，那是两个政党、两个阶级、两种命运、两种信念的尖锐冲突和紧张抉择。在战争血与火的表层之下，激潮冲荡，沉雷滚滚，如巉岩之将崩，如台风之陡起，红军面临的恶劣战场形势、国共两党的决战态势、党内激烈的路线乃至权力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选择……所有矛盾，所有可能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因素，多方位、多角度地横陈在一条湘江之上，让1934年秋冬的这条江水，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轰隆作响的“沸点”。
必须相信历史本身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性力量——我们常在一起说起这个话题——这悲剧性力量的史诗化展现，会使艺术超越功利性，摆脱浮躁虚华，弃绝琐细庸常，获得冰峰与坚钢一样的品质。杜甫的《北征》、吴伟业的叙事歌行，都是这样产生的。历史的悲剧性力量近乎神性，它冷冷考较着艺术家的良心与真诚，在它面前，要不就是望而却步，要不就是投注心血和生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画家张庆涛选择了后者。2004年，他就构思勾勒出了第一幅草图，当时的名字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迁移》。2006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张庆涛将这一选题进行了审报。他坚信：湘江战役不仅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战争环节，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不可逾越的重大历史事件，必须以“画史”的形式呈现出来，昭示后人。其历史厚重感和视觉冲击力，也必须用巨幅油画才能充分表现。而他，愿意成为这一史诗的“传唱人”。这个想法，立刻得到工程小组的认可和支持。
紧张的创作，终于正式开始了。巨幅的白底色画布，像一扇巨大的时间之门。张庆涛“破门而入”，他看见了70多年前燃烧着的湘江，看见了红军这条遍体鳞伤、鲜血流淌的巨龙，看见了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看见了红军战士目光中的迷茫与期望、沮丧与坚韧、痛苦与顽强。历史的真实场景，其实常常是“无序”的。张庆涛要作的，就是把“无序”的真实历史，变成“有序”的艺术画面。一张张草图、一次次审稿、一回回修改、一个个人物和细节的安排……我曾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创作高潮中的张庆涛进行了“私家录影”，彼时画家，面色苍白，精神亢奋，念念有词——
他说： “这幅画，应该是表现同一时间、固定视域、复杂场景、宽大纵横空间和众多人物活动的场面。但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场面，构图上要凸显人物的强烈动态和紧张内心，要呈现重要历史节点上的人物特定角色和危急关头的场景气氛，要有惨淡经营的形式美感，要判断与定位真实物象与画面点、线、形、色的安排，使之占据恰当位置，相互呼应，达到历史的真实性和画面的完整性……”
他说：“构图的形式对于悲剧性内含的诗意表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坐在湘江边当年的渡江遗址上，久久的思索。终于，找到了我要的画面：视角几乎是从正面展开，人体构成不同形状的团块，与浮桥的斜线牵拉出一种紧张的动荡感，让这些大小远近纠结起伏的团块，在浮桥的波动中互相拥挤、碰撞、穿插，偏高的视平线，可看到远处岸边阴影中的渡口，在那里，延绵不断的红军渡江队伍正在历史的漩涡中涌动、挣扎……”
他说：“红军领袖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形体塑造，是历史的聚焦点，也是艺术的难点。要突破以往刻画革命领袖时的常例，把领袖人物斯此斯地最本真的心理状态展现出来。以我对这段历史的考察和感悟，就是要将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革军委七位主要领导人，置身于红军队伍艰难前行的队伍之中，置身于革命濒于溃退的危境之下，置身于同一错落的构图里，形成一种戏剧性冲突的矛盾漩涡。博古内心的充满痛苦，在无法接受的失败面前痛苦沮丧；李德的动作略显失态和木然；张闻天、王稼祥憔悴疲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收敛了往日的勃郁豪情；周恩来面对混乱的渡江队伍满面怒容，神情间充满焦虑和悲愤；朱德手提冲锋枪，身体语言中透射出战场环境的紧张感、危急感。而毛泽东，同样行进在红军战士的行列中，此时，一缕乱裂的云光正照在他的脸上，他拖着病躯，拄着打狗棍，长发飘散，神色苍茫，充满对红军前景、对革命前途的极度忧虑和痛苦思索……”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面对《湘江——1934》，我没来由地总是想起杜甫这句诗。其实，完成历史悲剧性的史诗展现，对作画者绝对是一种折磨和考验。心境的沉重、体力的付出、被艺术创作激情燃烧后的兴奋与疲惫，一天深似一天地涂抹在张庆涛的脸上。我知道，这，就是艺术经典的创作状态，是一个艺术家难得的浴火重生之时。
画作完成当天，张庆涛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对我说：“我面对的是一群为了主义、信仰而奋斗的人们，我为他们对信念的坚定执守而感动、而颤粟。它让我摆脱了俗世的喧闹纠结，去扣问无言的山水，寻找远逝的伟人，让我在寂寞中与这些伟大的灵魂对话，倾听他们在死亡面前对历史是非真伪的考论。在这悲剧性史诗画面中，透射出的理想之光、信仰之光、希望之光，在中国工农红军踉跄蹒跚的身影中，蕴藏着的是巨大而坚韧的力量。走过湘江，胜利的曙光也就开始升腾了。”
这一刻，我读出了他没有言明的心声：作为军旅画家，一生有机会“走进历史”、“走过湘江”，何幸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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